于幼军出生于江苏丰县，他的父母是曾经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革命战士。

父辈这种坚定追求共产主义的精神和信仰，对于幼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信仰，也决定了于幼军在他一生的过程中，不论置于何种环境之下，他都会将国家和人民置于首位。

教师出身的于幼军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由讲台转入政界，不得不说的是，于幼军的这一“转业”是相当成功的。

于幼军曾先后主政深圳和山西，这位“明星官员”曾在他的仕途上起起伏伏，几乎每一次职务的变动，都会带来人们的议论和解读。

于幼军谈新世纪的深圳改革

在于幼军成长的年代中，曾先后经历过几次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变化，这对于幼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于幼军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文学天赋。

十八岁那年，于幼军就开始在广州第109中学担任语文老师。

从客观情况来说，于幼军并没有受过正统的师范教育，但抵不住他博学多才又能言善辩，因此于幼军的课堂一直都备受师生欢迎。

即便是在基层工作，于幼军也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与此同时，于幼军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在1999年间考取了中山大学的博士学位。

不久之后，于幼军的才华还吸引了当地教育局的关注，后来于幼军便开始转到了教育局体制内工作，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干部。

步入体制内的于幼军很快就在工作岗位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从三尺讲台开始，于幼军就在不断地努力和成长，组织上对于他的教育精神和敬业精神都是十分认可的。

彼时的于幼军已经在教育系统中建立起了自己一定的事业基础，再加上他优秀的工作能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组织上也愈发重视和信任于幼军这个人才。

1978年，于幼军开始转入广州市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的职位。

于幼军早期的政治生涯是相对顺利的，从政期间，于幼军的职位一直稳定地上升着，最后还坐上了深圳市市长的位置，成为了邓主席麾下的一名改革悍将。

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就因为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被中共中央划分为经济特区。

此时的深圳也充分地利用了地理和人口优势，与香港以及外企的一些合作，实现了大幅度的经济增长，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龙头地区。

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最发达的城市，上任后的于幼军在看到深圳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一眼就看出来当地存在的问题。

到任之后，于幼军就在深圳当地展开了研究和调查，了解和熟悉市内情况，为的就是酝酿深圳在新世纪改革发展的思路。

而于幼军后来提出的深圳要倡导高新发展、发展新优势的思路，也深深地影响了这座城市后面几十年的发展。

提及深圳，于幼军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说起自己刚上任时的情况。

“我接任深圳市长职位的时候，深圳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建设了，有一定稳定和良好的基础，但在投资发展环境方面，深圳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问题。比如说深圳的城市交通体系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的，交通承载能力问题、大气以及河流的污染治理问题，还有政府的一些收费比较庞杂，这就导致企业的运营成本过高，这些都是深圳当下还存在的许多不足的情况。”

与此同时，于幼军认为，如果深圳不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份产业来，单单只靠着人口红利和外企合作这些途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话，这是不容易长久的。

在于幼军的倡导下，深圳的本土企业都陆陆续续开始了转型，于幼军还迅速落实了一系列人才引进和鼓励高新技术发展的政策。

于幼军在主政深圳期间，一直都努力增创当地的发展新优势，这也正是他对深圳市进行改革的高瞻远瞩性。

于幼军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不忘强调，深圳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

“我们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仅仅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跟上文明进步的潮流，只有立足于地区发展和人民利益，立足于长远发展和发展后劲，深圳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好，只看重一时一事的进退，并不能够给未来提供支撑和保障。”

在于幼军任职深圳市长的时候，曾经有一篇言辞偏激“唱衰”深圳的文章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

当时市里的很多同志在看到这篇文章后，都认为作者是在刻意抹黑深圳，因此都没有去理睬他，甚至还有人要提出反击。

于幼军在看到文章的当晚，就把这篇文章给打印了下来，而后还认认真真地阅读了两三遍。

在于幼军看来，这篇文章的言辞虽有一些偏激和不实之处，但并非是刻意在贬低深圳。

最终，于幼军力排众议，坚决要邀请这篇文章的作者对话。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几个尖锐的问题，认为深圳风光不再，这也引发了于幼军深入思考，新世纪的深圳，该如何才能在原有的良好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

彼时的深圳正处于一个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还一直停留在原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上，于幼军每天都在思考深圳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往哪里走的问题。

在于幼军迷茫的那段日子里，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在全市的范围内搞各种调研，到各区、国企、民企去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于幼军认为，多听群众和百姓的呼声和建议，对自己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对于企业和群众提出来的那些问题，于幼军都仔细地记在本子上，然后在后来的工作中继续思考，继续解决这些问题。

于幼军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问政于民的事情。我们经常都说，要走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虽然有时候，会有些人的言辞偏激了一些，但这些人的根本目的也还是为了深圳好。多听一听百姓的声音，才能让我们思考，深圳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需要调整哪些举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

现在回过头来看，于幼军的所作所为，对深圳后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于幼军在很早之前，就坚定地提出了深圳要实现产业转型的想法，这也很大程度地避免了深圳像国内一些地区出现过的对发展思路左右摇摆的问题。

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于幼军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同时还加大工作力度，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于幼军在任职期间，深圳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高新技术成果交流会，与此同时，于幼军还下令成立了科技风险投资领导小组，深圳是当时最早提出“创业投资”概念的城市，这些部门和人员为各种科技产业的起步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及时和重要的扶持作用。

在各种相关政策的鼓励下，深圳还吸引了大批国内和海外优秀的人才，这就在深圳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条件，从而是深圳在后来成为了中国的“硅谷”。

正是因为于幼军这种指哪打哪的坚定性，才有了深圳当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广东乃至整个全国大城市都遥遥领先的地位。

于幼军主持山西工作

2006年，于幼军调任为山西省省长。

相对于之前的深圳地区来说，山西对于幼军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山西省的煤矿资源在全国地区都是名列前茅的，当地的财政来源也主要是依靠煤矿支撑。

作为中国的煤炭产区，山西的矿业和挖煤活动都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除此之外，于幼军在搞基层调研的时候，还发现不少煤矿工人存在住房、住房、待遇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一直以来，煤矿工人的各种问题都迟迟没能得到解决，面对这种情况，于幼军非常气愤，他一上任就重拳出击，对整个山西省的煤矿企业来了个大力度的整改。

工人方面，于幼军先是整改了混乱的棚户区问题。

解决了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之后，于幼军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督促各区的政府和企业完善工人的劳动合同，使矿区工人的合法权益和工资待遇得到有效保障。

于幼军在山西工作，走访的时候去了大同矿工棚户区。

他在这个地方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但奇怪的是，有些地方，地方干部就怎么都不愿意带于幼军去看。

于幼军发现了这个现象，他问这些干部，煤矿工人都住在哪里，这些干部也不肯带他去。

后来在山坡上，于幼军远远地望见大片大片的棚户区，他才终于自己找到了这些工人住的地方。

这一大片的棚户区都是那种又矮又烂的结构，在用石棉瓦搭的还不到两米高的棚子里。

棚子里面只有一盏很昏暗的电灯，没有水源，除了一张简陋的床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家具，有些人家里面还住着七八口人。

于幼军一家家地走过去看，连着十几家的工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直至中午一点多的时候，于幼军都还没顾得上去吃饭。

于幼军一声不吭地在棚户区里面走着，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淌满了泪水。

于幼军对身边随行的人员说道，“我们对不起这些工人，他们这十几年来下矿区里去挖煤多么辛苦和危险，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却一直住在这么破旧的棚户区里面。”

当时省里、市里的领导都跟着于幼军一起去搞调研了，看完这些棚户区以后，于幼军就站在路边给这些干部开了个现场会，要求他们两个月以内，必须针对棚户区工人的住房问题给出一个整改方案来。

在于幼军的监督下，煤矿工人终于陆陆续续都住进了新房子。

再到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于幼军离开了山西。

2023年8月29日上午，彼时已经年近古稀的于幼军老人从广州坐上了飞机，航班再次降落在太原武宿的机场上。

当年于幼军在山西任职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但他的足迹却遍布这从南到北的三晋山川大地。

即便是在后来离开山西的日子里，他也对山西这片土地魂牵梦绕，对这里的人民百姓也是格外挂念。

于幼军在多余的时间里出版了《社会主义五百年》这本著作，得来的160多万元稿费，于幼军全部都捐给了山西的矿区，用于搞社区文化的建设。

当初不少开发商都盯住了汾河两岸的黄金地带，想要在这里盖房子，还是于幼军力排众议，在河堤两岸的东西沿线栽种了数十米长的景观带。

于幼军认为，山西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一定要多种植一些绿树，净化空气，才能造福子孙后代。

如今这片景观带依然错落有致地在这里郁郁葱葱地矗立着，昼夜不停地为当地的老百姓带来清新的空气。

时隔十六年之后，于幼军终于回到了山西。

遗憾的是，于幼军从武宿机场下来之后便直奔榆次新星博苑，在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上与原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会面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在当天中午便乘机离开，在山西只短暂地停留了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行程匆忙，以致于于幼军还没来得及去看一下他当年极力主张栽下的汾河景观林带，如今都已经成为了一片笔直挺拔的绿洲了。